当乡镇党委发现规则化解决困难，或者解决过程可能会出现风险时，就会延缓决策继续向县级上报。

摆平搞定，而是将问题直接上报，交给乡镇分管领导，自己只是意见提供者，领导拍板后再执行。 乡镇分管领导多是副职干部，作为乡村中坚干部一员，他们对政治风险敏感，如果能找到明确依据，就会与下级共同实施，否则，再上报至乡镇党委会。

乡镇领导只需再利用层级性权力，将处置权力甩给中层干部。

党委会讨论注重痕迹管理，会按法无规定不可为原则决策，凡讨论的事务都进行详细记录，会议决策结果要共同签字，以尽量将决策风险分散开来。

问题是，当县级组织识别出风险，同样不给出明确意见，会议因此久议不决，但疑难事务经过上报分转，从程序上看已经达到目标。

中层干部因此注重合规性程序，如果乡镇领导只给口头意见，中层干部会索要书面意见，如果上级直接领导鼓励实干，又提出按照法治原则办事，中层干部就形式化解释。

该类型的乡镇形式主义治理逻辑，在组织间及组织内部默会共识下，变成凡是难以议决的基层事务，中层干部选择性上报以免自找麻烦，同时以拖、磨、耗的方法延缓处理。

中层干部作为一线人员，对乡镇领导的不愿担当很无奈，毕竟，当前的问责是重执行、轻决策，决策不力不带来决策问责。